我的裸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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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个社会缺少主流的声音；当一个社会的问题和现实，成为街谈巷议；当社会中大部人的盼望和期待，已经惭惭形成一个明确的目标：民主和自由；而我们国家里的那些养尊处优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却躲在自己的家里，对这种社会实情漠不关心。当社会精英面对发生在社会上的影响巨大的，涉及一个国家的前景和公民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时，他们竟然一致地保持沉默。

  从勇骂金庸的痞子作家王朔，到写出了《文化苦旅》的学者余秋雨；从因《废都》一书名噪一时的贾平凹，到被尊为文坛泰斗的季羡林；从佳作不断的苏童，到时评健将鄢烈山；这些在社会上享有盛誉的社会精英们，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象乌龟缩在自己的壳子里。他们的耳朵并不是没有听到社会上的一些耸人听闻的新闻；象烧肠人杀死城管队长；象县长灭门案；象某地拆迁时官员的口号：“哪次拆迁不死几个人呀”；象广东的“禁摩禁电”。这些新闻他们看到了，也想过，但是他们的嘴巴却紧闭着。什么话也舍不得说。我不知道，假如日本兵再次侵入中国，他们是否也会象今天这样，面对受苦受难的同胞一言不发？其实在保家卫国方面，他们是不遗余力的；我记得“６４”之难后，一些文坛上很有声誉的作家都跳出来，为社会主义讴歌。把那些聚集在北京的大学生们当作误入途的羔羊。所以，这些社会文化人在一些严重的社会事件面前，保持沉默，那只是为了“服从大局”。当然，这些在社会上功成名就的人，我们并没有权利强迫他们的行为。但假如他们是拿了纳税人的钱，看到纳税人被欺侮，也不出一声。那么他们这样的行为，算不算是一种忘恩负义呢？如果他们觉得问心无愧的话，可能是他们觉得他们拿在手里的钱并不烫手，因为那些钱，是官员们给他们的。因此，他们服务的对象是官员，而非平民。

　中国以前的社会实景，的确是很难让人“人尽其言”；但中国的言论也开始走向快车道——这归功于互联网的普及。显然，在传统思维中的文人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社会的分叉口。更没有意识到，如果他们能妥善地巧妙地用他们的语言和影响施加于这个骚动的社会，他们将会取得“双赢”的结果；既获得了民间的无限力量支持，又让官方中的改革派因为常识而力主政策调整。我想，中国的政策中频频出现岐视的腔调，那不但是民众的无对话权，也是精英们集体对社会不公的“弃械投降”所致。

　还有一点，那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他们本来就是站在官员的一边；他们并不是文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文仆”。对于一个用笔来描绘世界的人来说，他就象一只野生的狼，如果被抓进笼子里关得太久；到有一天，笼门打开了，那野狼却再也不愿意出去了。一个文人，一旦被利益的笼子关起来，他对这个社会，便会安于现状。他的声音就不再是尖利的嚎叫；而是悦耳得让笼主人听了喜笑颜开的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