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裸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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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的“九一八事变”是指1931年9月18日发生在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之间的军事冲突。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九一八事变”却是日本军队全面入侵中国的开始，也是中国军人正式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开端。第一枪打响后的各方军事力量的整合，勾心斗角，才真正导演出完整的一幕“九一八事变”。在百度上搜索一下，九一八事件中的第一枪是谁开始打的，很遗憾，那一枪是东北军陆军第七旅团长王铁汉打响的。对这一枪，中国称是“抗日第一枪”；在日本，却被认为是中日军队纷争的起因。其实，九一八事变在当时的“三国演义”中，并不如我们今天所相信的是那样严重。是这“三国”之间的军事力量的不同及其间的明争暗斗，才将“九一八事变”深化为中日血战的开始。因此，“九一八事变”只是一个筹码，因为各自目的不现，目标大异，终于使“九一八事件”从中日军队之间的小规模军事摩擦演变为中日之间的大规模的战事。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定义，各方的反应不一。从宣战上来讲，中共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就发表了《为对日宣战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而直到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才发布文告，正式向日宣战。日本却等到中国的抗日战争的全面结束，也没有向世界通告对中国宣战的决定；其理由是：“对一个不被承认的政府宣战是没有必要的”。

  在日本人的眼中，“九一八事变”并不是日本蓄意图谋侵略中国的动机。“九一八事变”是一个突发事件，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竟然未能在第一时间知悉这一军事之变。日本的内阁政府一直试图用和平的手段来和当时蒋的政府谈判。日本的政府官员天真地相信，蒋介石如果让步了，日本军部的那些激进军人意图扩大中日军事冲突的行为就会被彻底地消灭在萌芽状态。后来因为蒋在某些关乎国家主权的问题上太过于强硬，这种努力只能半途而废。

  “九一八事变”后的一部分日本人确实在努力改变事态： “1931年9月22日，‘朝鲜驻军司令官林铣郎独断越过边境’，内大臣秘书官长木户幸一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陛下曾指示首相、陆相称，政府努力不使事件进一步扩大之方针甚好，望充分努力，但有情报称，军部将此视为天皇身边亲信所出的主意表示愤慨。有鉴于此，今后除不得已之情况外，乃以圣上不发布指示为宜。’”

 “他（中村）这样叙述其理由：“对于昭和六年[1931]九月十八日关东军的独断行动，在当时朝庭的讨论中，就是否应该允许这样行动的问题，是未能轻易地作出决定”“如果这时得不到对此独断行动的允许，则又将如何呢？那就必然是本庄司令官被问擅权之罪，对搅乱统帅权与私自用兵之非难与责任集于一身。”《近代日本与中国 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第286-287页）

  虽然从上面的资料中，我们并没有看出什么大的玄机；只是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日本人并没有养精蓄锐，并没有全面做好入侵的准备。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完全是由意外引起的，是两国没有处理好这个意外才招致刀兵相见的。如果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能冷静的处理好两国之间的军务，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那可能要推后好多年；但果日本侵略中国真能推后好多年，蒋介石的军队将统一中国，军事力量相对稳定，到那时，就是有两个小日本，也不敢对中国轻举妄动了。因此，当时走投无路的中共也明显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经过大大小小的战役，中共的军队死伤惨重。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共军队的十万人队伍一下子锐减了大半，被迫进行了长征。而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死了1，328，501人；中共的军队仅仅死了16万人（无具体统计数字）。从这样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共的对日作战，其战争程度还达不到中共的军队对蒋的作战程度。那么，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中，口号喊到最高的，行动最积极的，却是中共，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没有作出重大的牺牲？中共的“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暴露出了九一八事变的真实局面：其只是国民党和日本两虎相斗的一个阴谋；而让这两只虎两败俱伤的主谋，却正是中共。这也是曲线救国的一种途径吧。

    对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国共两党均有高人作出精彩的结论，且看——

  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泸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思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大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这种“逐次增兵法”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开进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到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稀释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世纪劫难：世界著名惨案与将师》，第143页）

  毛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也谈到：“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弱点，即是兵力不足和异国作战。并且因其对中国力量的估计不足和日本军阀的内部矛盾，产生了许多指挥的错误，例如逐渐增加兵力，缺乏战略的协同，某种时期没有主攻方向，某些作战失去时机和有包围无歼灭等等，可以说是他的第三个弱点。这样，兵力不足（包括小国、寡民、资源不足和他是封建的帝国主义等等），异国作战（包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和野蛮性等等），指挥笨拙，使得日本军阀虽然处在进攻战和外线作战的有利地位，但其主动权却日益减弱下去。（《世纪劫难：世界著名惨案与将师》，第145页）

  可是在“九一八事变”中，毛和蒋的态度迥然不同。毛据可靠情报，在全国人民群众面前说日本人是狼子野心，早就做好了侵略中国的野心，（后来还提出了日本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口号）这样的分析，可以参见毛的党内报告；而蒋却是胸有成竹，因为有很多消息灵通人士在日本政府内阁，知道九一八事变仅仅是一个意外中的意外，完全可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九一八事变”让当时蒋的军队站在风尖浪口上。蒋希望息事宁人，为的是国家大计，是为了国家的长久的安定团结，也是为了将还没有统一的中国迅速地统一；而毛却提出了抗日的口号，直接将中国推向了抗日战争的浪潮中。后来更是再接再厉，不但以大量的反日排满运动来打击日本在中国的政治格局，还以“西安事变”逼迫蒋的军队全面对日抗战。

  九一八变在日本人眼里也有是一种图谋的意思。“4中村氏也认为是29军士兵发射的，他认为第一枪是无意的射击，而此后的扩大则是第29军内部的共*党有意推动的结果。”（《南京大屠杀的彻检证》，第4页） 当时住在北京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北京近郊南苑的战斗记述：“在这里，包括几名共*党员在内。”其实当时的张学良部队的很多将领都是共产党员。身为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在白发斑斑后，终于坦承：“我就是共产党员”。由此可见，九一事变不仅仅是张学良的忍气吞声，还和中共的政治图谋有很大干系。

  大家还记得鲁迅的那篇文章《记念刘和珍君》吧，恐怕就是怒发冲冠的鲁迅也未能明白，三一八事变并不是一件纯粹的群众性事件，当时中共才是“聚众闹事”的核心  ，在三一八惨案中，有很多著名的中共人士：陈毅、辛焕文、王布仁陈日新、王一飞、安体诚、陈公翊（共青团员）。所以，我们看到的刘和珍君并非一凡夫俗子，即使她不是中共一分子，至少也是可以将她定义成被中共利用的不明真相的群众之一。

  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对3月20日分别发表了《中国共*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段祺瑞屠杀爱国学生告全国民众书》。同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还联合秘密发出了《为段祺瑞惨杀爱国学生紧急通告》，要求全党、全团同志，更“应以胜过‘五卅’之努力来对付此事。“并制定了七项具体政策，主要内容有“利用这次大屠杀，鼓动一个人国民众的大运动”，“提出的口号，务期更普遍，能容纳一切群众参加。”请注意，这项会议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字，那就是“利用”。

  由此可见，发动群众，将单一的事件演变为复杂的政治事件，是中共的一惯手段；而九一八事变中，中共也是照方抓药。结果，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情真的被激发了出来，国民党的军队再也没有心思剿“共匪”了，就连蒋介石也在国民党的一次高官会议上忧心忡忡地说：“我再不抗日，共产党就要骂我卖国贼了。”以此分析，中共是成功地利用了日本和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双方矛盾，将双方的军事注意力转移到了彼此身上。借此机会，中共军队苟延残喘，并一发不可收拾，从残兵败将终于壮大到了执掌中国的一半江山的军事力量。在九一八事变中，最能运筹帷幄，游刃有余的应该是中共，获利最大者同时也是唯一的获利者，还是中共。

参考书籍：

1、《近代日本与中国 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日〕依田熹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1月。

2、《南京大屠杀的彻检证》，[日]东中野修道，新华出版社2000年7月。

3、《日本政治史第四卷》，[日]信夫清三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10月。

4、《世纪劫难:世界著名惨案与将师》，于川信、 冯勇智编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

5、《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吴广义，昆仑出版社200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