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裸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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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已经处于政治极需转型的时代。但怎样转型，却并非几句话或发个号令就可以搞定的。于是乎，有人认为，中国政府如果再不“和平演变”，那么，迟早会出大问题。那时候，肉食者肯定会后悔莫及。但这话只说对其一，其二就是真的如我们所愿，政府要转型；但这转型也并非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易如反掌。一场不恰当的政治变革，和血雨腥风的革命，其实也差不了多少，甚至结果会更坏。这一点，我想是很多网友都预料不到的。因为政治上的复杂性和危险性，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期望。

  我确实是认为，中国政府再在政治上缩手缩脚，社会将更加动荡；统治将很难维持在“刚性稳定”这根线上。这是一个最坏的结果，是政府和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一些网友就这样想，既然这个结果是如此之坏，那么政府干嘛不当机立断，趁民心还没思变，赶紧“悬崖勒马”；给人民一个“民主”。这种想法非常地美好，可是，尽管这个想法是美好的，但却是过于天真。

  我们承认，中国的问题由来已久，可谓是根深蒂固；解决它非一朝一夕。由众多权力的拥有者缔结的同盟，在中国已经形成了极牢固的战线。在这条战线上，他们因为“团结”而与人民形成了对立面。这种团结让他们的利益无限地扩大化，甚至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社会局面。打破他们的统治格局，才是民生之本；损害他们的利益，才是人民之福。所以，我们所需要的社会转型，那就是要让现在吃亏的我们，能在中国拥有人人平等的权利；同时，也是让那些靠权力致富、暴富的人沦为和我们一样”无权无势”的普通人；甚至会被清算，让他们遭遇到法律的囚禁。所以，政治的转型，首先就是要面对的是高高盘踞在我们头顶的这些政府官员们。他们的稳定，也是关系到这个国家的稳定。在社会转型之前，他们人心惶惶，甚至在变革之前，来个垂手挣扎，都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们的政府在面临转型之前，如何解决这些官员的去路问题，也要大费思量；如何让这些官员由既得利益者，到放弃大权在握，由尊贵的啃权派，变成和平民百姓一样，只有靠勒奋和努力才能致富和生存，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处理好，这些官员就会在政府的和平变革前，为了一已私利，而千万百计的加以阻挠；甚至武力威胁。这个大家只要看看那些被强制拆迁的人和政府是如何顽抗的；也便可以明白这些官员到时是怎样的一种表态和用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应付即到来的“灾难”。其实他们那时的处境，恐怕连那些被拆迁户都不如。毕竟，那些被拆迁的人，只是失去了自己的房子，而他们，不但要倾家荡产，甚至还有的人要因政府转型而锒铛入狱。这种“未来”是现今官员的恐惧和顾虑。只有用智慧消除这种恐怖和顾虑，中国才能真正地走上和平变革的道路。

  那么，如何让这些官员消除自己的后顾之忧；或谁有绝对的权力，可以把这些官员的后顾之虑给硬生生地“消灭”。这都还是个问题。苏联的激进式“解体派”的变革，就是这种政治发展的代价。但其变革本身也充满了未知数，虽然是分裂出好多个小国家，但苏联毕竟没有因为政治的转变而让国内血流成河；这是值得赞扬的。但我们有了这前车之鉴，绝不能再重蹈复辙。

  我们不能拿无知当勇气。政治上需要“破局”；但某集团之内的某些人，也可与先前的“罪孽”分开的。这就是“断代”吧。现在我们很容易把这一集团的罪名，全加在现在执政党头上。我认为这是不客观的。假如你父亲是强奸犯，那么，你是否也会因此受到牵连，被人们责备呢？我觉得看问题应该要从两面去看。假如你父亲是强奸犯，那么，有错的当然是你父亲，是你父亲的错，影响和牵连了你和你的家庭。而我们把某些党内之人的杰作，看成了整党之罪；或把以前某党之人，算在现在的党人身上。我觉得这都是不正确的。假如现今的政府的党派没有更多的罪行的话，那么，以前的罪恶，就要算在以前的罪恶的执行人身上。不能把他们的罪状一一都放在现今的党政要员头上。他们也是受害者。但面对自己的已经结成牢不可破的利益同盟，如何有个破冰之旅，却绝非儿戏那样简单。这几乎成了“内忧外困”的局面。当局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不变革，就革命，来自民间的暴力；另一个是变革又可能有政变，来自政府自身的阻力。是这两个问题迫使当局的掌门人无法统领导全局。

  所以我说，目前针对网络事件或社会不公事件的表态；其传达了两个方面的信息。一个方面是对正义和公平的需要；另一个，也误导了无数的网民，让他们更激进，迫使他们走暴力革命的路子；而事实上，现在的政府并不是自己不愿意变革，而是没法变革，没智慧变革，也没能耐变革。

  我们能给政府的，既是表达我们的愤怒以证明我们非民主不可的决心，表示我们想拥有不应失失的人权的勇气；又需要群策群力，在政府变革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案， 可以避免政局上大的波荡。恐怕那么多人喊民主，那么多人拥护《***》；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将中国政府变革的具体方案和政府官员在变革中的出路，出谋划策得完美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