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裸奔史

  92岁高龄的老父，因镇政府官员暴力拆迁，无奈携子自焚；以一场轰轰烈烈的方式，成为中国人最痛心疾首的一幕。其惨烈和悲壮，让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泪湿眼眶。但这对父子用生命来赌的“尊严”和“自存的权利”，在东海县黄川镇政府眼中，只不过是即将可能失去的经济利益和金钱价值；所以，熊熊大火未来阻挡暴力强拆者的脚步。牺牲掉生命后的结局，依然是被捍卫的土地和房屋，在推土机的巨铲下，变成一堆正准备被清理掉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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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媒体的报道，当我看到几个巴掌竟然把贵州电视台的女记者打得“轻微脑震荡”时，就想，不知道是那女记者的脑袋是面捏的，还是漂亮的中华女练就了彪悍的铁砂掌。既是如此，当提醒外省的媒体记者进入贵州就武装全身，铁盔戴头，以免一言不慎被震个脑残，留恨一生。当地警方在媒体的张牙舞瓜下，也顺应“民意”，将打记者的中华女带入警局，享受十天的铁窗之苦。

  在一个人还没有独立的民事权利时，其选择权包括对自己生命的选择的权利，都由自己的父母代为选择。在社会中，只有一个人的父母才有这个权限决定——当然这个决定，在某些时候，会审时度势。甚至出现让一部份人无法接受的事实但却没有在法律上构成遗充罪。我们知道，人在社会中，会有多种认识。比如安乐死，在一部分人看来，这是非常人道的，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一个人长期的无法忍受的痛苦；另一部分人看来，却认为这是极不人道，哪怕人活得再痛苦也应该生存下去不能被扼杀。其实国内因为亲人因病而痛不欲生又没有希望恢复健康迫切需求安乐死的家属，确实存在，但在法律和道德上，却无法逾越。

  因为网络，中国人可以在重重黑暗中见到一线光明；为了那光明永久照耀， 无数人用泪水，用鲜血，用生命，用诅咒，用不顾一切，来冲破这无边的黑暗。如果没有网络，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深不见底的世界。也许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见不到光。不但没有机会见到光，因为长久地与黑暗为伍，反而认为这黑暗就是我们生存中的光明。

  关于重庆打黑，各种言论已从政治、经济、社会、权力、历史、现实等各方面进行了巨细无遗的评述和漫无边际的猜想。抨击者把这当成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作秀”，是权力与权力的两强相撞，是治标不治本的运动执法；其副面性无穷无尽。重庆打黑在很多人看来，是名副其实的活道具。通过这个活道具，簿大人在短短的时间内，一跃为风头正劲的政治明星。其光芒，是历来的中国高层官员的身上所从未曾闪耀过的。赞扬者把重庆打黑当成是全国先例；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对警察队伍中害群之马进行“一个不留地”“围剿”。且不管簿的目的和动机，但其行动的结果，对于现时的重庆及全国的各地城市而言，无疑是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非常良好的警示意义。

  对于日本在机械方面的技术，国内无人会置疑；相比国产的机器，及动力方面的设备；中国技术与日本技术之间的差距，如一颗星球到另一颗星球那样地遥远。无论国产的东西如何努力努力再努力，在质量上始终追不上日本人的脚步。这种现况进一步丧失了国人的信心。但却在不久前，传来了“名利尽失 踏板门将丰田拉下神坛”的惨剧。丰田的跳板门事件，不仅是导致丰田机车的质量上给公众留下一个永生难忘的印象；也让世人对日本制造的机车，从此不再有一心一意的盲从般的“神话”。一个踏板门，结束了丰田的行业前强，一个丰田，结束了日本制造，世界第一的曾经。

 张艺谋是中国最牛气轰轰的走国际化路线的大导演；但其作品除了在国际上象征性地弄个小奖糊弄下国内人民并因此奠定了他在国人心中的大导演的地位。其快餐式的电影作品实际上是非常小众化的，内容除了中国人或能懂汉语的人勉强会明白外；那些在多元化的社会里生活的人则是很难明白。我们叫做幸福的东西，人家当成是恐怖。这就是差距，不仅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也是意识形态上的。

  张大导演显然没有看明白这点，所以说中国人永远拍不出《阿凡达》。张艺谋说这话的时候，当然不是因为中国...

  当初穿衣是出于抵御寒冷的需要；现在西装革履，则是文明的必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这个道德标准是当时人们所奉行的；公然或私下违反，常常被当作异类，身受种种强加或自认的痛楚。大部分人以大众的口味和生存标准为目标；以达到或超越这目标为自豪——现在已发展成这种自豪成了必须的公开表演。于是就有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中国人的典型的人格分裂。这种人格分裂状态不独中国人有，但在中国的国情中，被运用得出神入化。以致到了人尽皆知，仍然会把一些不可能，假...

  2020年，中国人的嘴巴已经可以自由地张开；任何声音都不再因为人为的原因而胎死舌中。原本作为平民声音的交流平台，已经渐渐演变为对于人类命运和中国前途的一种设计及展望；更多的是探计社会与人的关系。当初的“民猪”、“自油”、“人全”，早成了古董的词，躺在天涯ID的忘记深处。